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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家坝的修建看清代连镇谢氏家族与大运河区域社会的依存关系

点击次数:7   更新时间:2022-07-11      来源:本站

  从谢家坝的修建看清代连镇谢氏家族与大运河区域社会的依存关系历史上的大运河首先是一条南北水道,运河文化的内涵首先应该是技术文化,所以,运河水工的建造应该受到重视。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沧州东光“谢家坝”成为列入名录的58个遗产点之一。资料记载,谢家坝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总长218米,厚3.6米,高5米。坝体稳定性较好,筑成后此处运河未再决堤,沿用至今。关于谢家坝的建造历史,正史、方志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有民间传说,称清末民初一谢氏乡绅捐款所建,故曰:“谢家坝”。所以学界一致认为,要考证谢家坝的建造历史,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深入到遗产点东光连镇,接触到当地学者,如东光政协文史科前科长刘关臣、东光文保所原所长邢增刚、东光县政协委员匡淑梅,他们多次考察谢家坝及周边村落,对谢家坝的建造进行了许多推测。笔者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并亲自到坝址调研,了解到谢家坝的建造实际上是连镇谢氏家族不断参与运河水工建造的过程,也体现出了谢氏家族与大运河区域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

  明初,京杭大运河再次成为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许多家族选择居住在运河各个码头从事商业贸易,获取利润,连镇就是大运河沧州段的重要码头之一。清代以来,连镇一带更加繁盛,谢氏家族也在此时正式移居运河水驿——连镇。

  据收录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谢氏族谱》中的“谢宗枋墓志铭”记载,该家族为明初移民,“其先徐之沛县人,始祖讳忠,以军功授世袭指挥使,占籍顺天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传八世,考讳世魁从武清之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子孙世为顺天人。以公贵赠奉直大夫,如其官。”康熙四十八年(1709)云南禄劝州知州谢宗枋告归,因“故里家难,原业中落,栖吾连镇别业(“别业”一般指别墅,这里应该是谢宗枋的儿子对其父最早居住地的称呼)。”即谢氏祖上明初从江苏迁来,八世世魁公在河西务任职,从九世谢宗枋开始,谢氏家族迁居连镇。

  连镇,亦称“连窝”“莲窝”,位于今东光、吴桥、景县交界处,据《大清一统志》记载:“连窝镇在吴桥县西北四十里,西南去景州四十里,东北去东光县十八里,为三州县交界处。连窝水驿,在吴桥县连窝镇。”连窝水驿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运河水驿,当时大运河沧州段的水驿自南而北有:吴桥连窝驿、交河新桥驿(泊关驿)、沧州砖河驿、兴济乾宁驿、青县流河驿等。除了水驿,还有连窝递运所和长芦递运所。明清以来连镇作为运河上的水陆大码头,更是运河沿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吸引了许多家族迁居此地定居,繁衍生息。《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马头镇,(东光)县西三里,下临卫河,又县西南三十里为连窝镇,即吴桥县界连窝驿也。与县北二十里之下口镇皆卫河所经,商旅凑集于此。”如南皮政协收存“明故处士宁公夫妇墓志铭”记载:

  公讳仁,姓宁氏,先世苏州嘉定人。景泰初,祖道、通,挈父皋迁河间之阜城,卜居连窝镇,故遂为阜城人。皋娶同邑许氏,生公及弟义公。既长,识鉴精明,德性宽厚,抱有仕者,具其治家,以力农为本。因连镇为南北舟楫通衢,便于贸易,命弟义以资家用。

  宁氏家族明代移居连窝镇,虽然遵循“耕读传家”的传统,宁仁公还是因为连镇便利的交通条件,让他的弟弟宁义经商贸易,“以资家用。”明洪武年间曾在南运河一带引种棉花,吴桥百姓还培育出了后来被誉为“御河棉”的优质品种。连镇一带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市场,清吴昌炽在其《客窗闲话》中提到:“燕都南吴桥县之连镇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贸布为业。”便利的交通条件,发达的商业贸易,吸引着来往游人,有诗曰:

  直到民国《吴桥志料》还记载“县境无巨镇大埠,惟城内及城北连镇素称商业荟萃之区。”运河两岸商贸繁荣也吸引着谢氏家族,谢宗枋最早带领谢氏族人迁居连镇。谢宗枋(1655—1728),字程书,号和菴,是连镇谢氏第一代。官至云南禄劝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谢宗枋选择定居连镇,除了该处近靠运河、交通便利之外,还与他曾经的职掌有关,其墓志铭记载:“乙亥(1695),署张秋捕河通判,督理闸坝,蓄泄有方,不贻吏役累,兼之宽猛并施,萑苻弗惊。”可见谢宗枋曾在山东段运河任职,而且“督理闸坝,蓄泄有方”。民国《禄劝县志》也记载“谢宗枋,北直人,初官山左,康熙四十四年牧禄劝,禄劝居穷山中,民耕硗确,每以争水雀角,宗枋为民兴水利,特开通济沟,灌溉拖梯一带田亩,至今利赖焉。”谢宗枋在云南禄劝州任知州时兴修水利,并记载事情经过,立碑纪念,碑文收入《禄劝县志》,其中记载:“吾北京人,未习水利,但初仕山左,久居运河,闸坝疏洩,颇了了于胸中。”所以,有治河经验的谢宗枋,熟悉“闸坝疏洩。”大运河德州段到沧州段河道弯曲,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内湾处居住,就连当时的连镇水驿也在运河西岸,乾隆《河间府志》就记载:“连镇水驿在吴桥县东五十里,卫河西岸。”所以谢宗枋移居之始在连镇运河西岸居住,但不久谢宗枋把居所建到了运河对岸,也就是现在的谢家坝东面,其长子谢于京的墓志中提到了这一点,即:谢宗枋定居吴桥“栖吾连镇别业,旋改筑河东。”谢宗枋在运河东岸选的居址位于运河的顶弯处,一有水灾,河水很容易冲垮堤岸,冲毁房屋。为了保证家族的发展繁衍,要在运河东岸建宅居住,必须修建堤坝。但是至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记载,如清王履泰的《畿辅安澜志˙卫河》中列举吴桥周围“堤防险工”,没有“谢家坝”的名称。光绪《东光县志》“河防”记载运河两岸旧浅九处,堤四十处,也没有“谢家坝”或者“谢家堤”的名称。据东光政协文史科前科长刘关臣考证,“谢宗枋定居连镇建宅之时,逢运河决口一年有余,积水尚多,‘公谓决口处即九龙口,积水尤如龙在渊,此地风水最佳,’于是捐资筑坝,自己领工,招四乡饥民,秉明知县,县令嘉许,以工代赈以助之,半年有余始成。故民间称谓:‘谢家坝’。谢家坝未动官府库银,亦非决口筑堤,故《吴桥县志》不载。”“清初建坝说”是刘关臣的一家之言,当时运河边是否建有堤坝,当时的堤坝是否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糯米坝,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在河边居住,兴修堤坝以保护家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谢氏刚刚入住运河之畔,即使修建了堤坝,因为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不会有人过多关注清初谢宗枋修坝。而到清末民初续修水坝,“谢家坝”的名声才传播开来,可见接续者有着足够的影响力,这个人就是谢氏族人谢庆祺。民国二十三年(1934)《谢氏族谱》这样记载“谢庆祺”:

  庆祺,字玉符,号筱轩,别号祐生。行四,附贡生。候选县丞、敕授徵仕郎、军门委员。民国县立自治局,委派保董、北区第五十四保村长、保卫团团长、北区警察署警董、国民小学校校长,送“学界慈航”匾一方。吴桥商务分会特别会长、农务会分会董。内务部三等奖章、河务局银色奖章。著有《家庭宝鉴》《丹青花卉》册页、《金石刻集锦》。有肖像在本邑县志。

  另外,东光《石氏家谱》修撰于民国庚申年(1920),其中收录了一篇谢庆祺写的《石氏族谱序》,谢庆祺的“名衔”为“吴川前清附贡生、候选县丞五品衔。民国保卫团团长、商务会会员、国民学校校长。”从家谱小传和“名衔”可知:谢庆祺是清末民初谢氏家族的精英人物,从他的任职情况看,谢庆祺担当着保护地方社会的职责,在地方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谢家坝”就是谢庆祺所修,能够修筑这样坚固的糯米大坝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连镇谢氏家族依托运河交通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财富,谢庆祺又担任吴桥商务分会特别会长,家族实力和谢庆祺本人的经济实力都不容小觑。而且由于运河经济的发展,地方商会经济实力强大,所以在地方社会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也因此成为官方相中的能够承担“管河修坝”这样较大的社会责任的对象。谢庆祺获得的两个由官方颁发的级别较高的奖项:一个是“河务局银色奖章”;另一个是“内务部三等奖章”更能说明问题。这两个奖章是民国时期为了救济津南水灾而设立的,1917年10月6日的《大公报》刊登《京津各方面救济水灾之方法》:“大总统对于此次天津水灾深为悯恻,昨召段总理进府商筹抚恤办法,闻大总统自捐万元,除再交僚属任意乐输若干外,著财政、内务两部设法拨款妥筹抚恤之方,免致灾黎之流离失所。”除了财政部、内务部,直隶省召集警务处、河务局也在紧急“讨论疏通河道,引水入海”的救治办法。同时,“曹督军昨特派赵参谋长、姒县长督率护卫军、马术队及陆军第三师兵弁前往西南隅一带昼夜加工抢埝,以防不测。”为了鼓励民间捐款修筑河堤,当时的政府还推出了《河工奖章条例附奖章图式》:“奖章中铸石犀,上缀玄圭,周环水文,缘以石齿,名曰‘河工奖章’;奖章分金色、银色两种,共分五等;章绶用红黄蓝白绿五色;奖章直径为一寸四分。”时值民国发出救灾慈善号召之时,谢庆祺荣获“河工奖章”,这两个奖章可以看做是科大卫所说的“礼仪标识,”也是我们“逆推”“谢家坝”建造史的重要根据。由于文献资料匮乏,我们尝试整理口述资料,联系东光政协的匡淑梅老师,她曾采访了居住在谢家坝周围的老人,老人们回忆他们父辈、祖辈的言行,也都说对谢家坝的修建没有印象,因为糯米坝工艺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常识,不足为奇。不仅运河上的大坝,还有附近宣惠河上的大坝,都是糯米坝,只是其他大坝已埋入土中,而只有谢家坝还在水面,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匡老师又帮忙联系到“谢家坝”申遗时东光文保所邢增刚所长。2020年7月16日邢所长多次采访地方文化专家朵文君老先生、原吴桥县文保所所长杨双印先生、谢家老人谢钟锡、谢家后人谢汝宾先生等友人后完成记述文章:“该遗址古建筑文化技术引起了各级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那么该坝是何时修建?又是谁主持修建?这两个疑问,十多年来,一直困惑着人们。”“从当时连镇谢家面对的外部严重的恶劣环境、运河大堤的实际情况、成功的修筑技术这三方面做参考来分析,不难看出,民国初年是修建谢家坝的最佳时期,也是最关键时刻。”邢所长对“谢家坝”修建时间的推测,与笔者从谢庆祺荣获的两枚勋章出发探究“谢家坝”修建的时间不谋而合。

  从刚开始防治水患的堤坝,到糯米大坝的建成,“谢家坝”经历了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运河之畔祖业所在,运河也带给谢氏家族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厚的经济利益。运河溃堤,为了保护家产祖业,维修堤岸责无旁贷。在清末民初官方财政困难,“乡绅控制”乡村社会的背景下,谢庆祺响应官方慈善政策的号召,出资购买糯米,修建了坚固的糯米大坝,得到官方嘉奖。随着他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谢家坝”的名称也在民间传播开来。

  谢家坝位于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河段,在元代裁弯取直大运河之前属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段,河道历史悠久,曲折多弯。这段运河两岸的“河滩地”土质肥沃,故沿河有许多百姓种植蔬菜、花卉,如清代沿河西花园、佟家花园、陈家菜园的村民都是以养花种菜为生。而运河又是两岸人们灌溉蔬花的主要水源。两岸百姓长期“穿河取水”,造成河堤浅薄,经常引起溃堤。《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景州)南襟德隶(棣),北带沧瀛,转输百万,悉出其郊。漳卫之滨,处处皆险也。”因此,统治者对运河水患非常关注,同时也采取了很多护堤措施。

  至元三年(忽必烈年号,1337年)七月六日,都水监言: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自兵兴以来,失于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颓阙岸口三十余处。沧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堤堰防护。其园圃之家掘堤作井,深至丈余,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复有濒河人民就堤取土,渐至阙破,走泄水势,不惟涩行舟,妨运粮,或致漂民居,没禾稼。其长芦以北,索家马头之南,水内暗藏桩橛,破舟船,坏粮物。部议以滨河州县佐贰之官兼河防事,于各地分巡视,如有阙破,即率众修治,拔去桩橛,仍禁园圃之家毋穿堤作井,栽树取土。

  元代以来“清州(今河北沧州青县)之南,景州(今河北衡水景县)以北”运河堤岸“颓阙”,沿河百姓更是“穿堤作井,栽树取土,”给河堤造成很大隐患。明代,运河水患不绝,据嘉靖《兴济县志》记载:“永乐间,知县王弘毅以河决未及筑修,冲民田庐,痛不能救,投水而死,尸流直入县堂。官民怜之,遂于投处置祠祀焉,曰‘神堤祠’,八景其一也。”清代沿河居民“就堤取土”“偷挖堤埝”灌溉蔬菜花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治理,而运河两岸蔬花种植越发繁盛,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写到:“沧州佟氏园未废时,三面环水,林木翳如,游赏者恒借以宴会。”民国《沧县志》也记载:“城南二里河曲之南有村曰佟家花园,村民百户,有田二百亩,八亩之家,即为首富。盖村人以种花为业,以供全境富室赏玩。其人美衣鲜食,较树谷为逸乐。夫以蕞尔之邑,而豢百家之花户,其俗不为不奢,然足觇县人之充裕也。”至今沧州佟家花园还有众多花农在河滩地上种植花木,都是取大运河的水进行灌溉。用运河的水浇灌的花木长势旺盛,蔬果甜美在沧州一带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在运河岸边凿井更是司空见惯,“运河沿岸汲河而饮,其水甘软。全境井泉十九微咸,甘冽之井不一见,地近海滨之故也。”比较两种水,“甘软”的运河水是沿河百姓的首选饮用水,沧州城内从明代到近代一直有一种挑运河水沿街叫卖的职业,名为“倒两筲”。为了减少水患,明清时期曾在运河东岸修了兴济减河和捷地减河,把运河水疏导入海,但“河岸单薄”的水灾隐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如董恂《江北运程》记载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琮《奏略》(乾隆五年)中提到“沧、青两减河堤岸逼近河身,单薄残缺。”直到1922年4月12日《大公报》刊载《水警察分巡河堤》的报道还在强调“直隶河务局以所辖之运河、子牙、大清各河堤埝,关系重要,惟沿河居民,往往有偷挖堤埝恶习,且时届春令,客商往来如织,亦应妥加保护。”加上一些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为破坏,更是造成灾患无穷。如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北伐兵败,5月退守连镇,僧格林沁兵分四路围攻连镇,掘开运河两岸大堤,淹灌太平军大营,连镇百姓溺死无数。这些历史问题,造成清末民初大运河溃堤不断:

  清宣统三年(1911),宣惠河大水……六月初五日,连镇南运河东岸决,水势汹涌,将铁路冲坏数十丈。六月大雨涝,东光人于宣惠河上游偷掘北堤数十丈,洩水入沧南,东北村庄被灾甚苦。

  民国二年(1913)七月,宣惠河大水,连镇运河东岸口决,水仍旧路奔赴范家堤,沧民高筑灰坝,以符八尺五寸之数。南皮县令率兵将沧民击退,洩水入沧。

  1913年1月25日,天津《大公报》登载《赈抚专部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查灾代表朱静波君视察青县灾情报告书》:“津南一带下游淤塞,宣泄无方,国赋民生两有损碍,是治河为刻不容缓之举。”另外,1913年“连镇运河东岸口决,”也明确表明此时坚固的糯米“谢家坝”还未修建。

  历年水患对在运河两岸居住的百姓造成很大的危害,这些依赖运河生存的人家不能远走他乡,只能自救。从历史资料记载来看,明清时期洪水经常带来南运河决口,这对居住在运河岸的谢氏家族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当然,修坝之事也确实关乎谢氏家族利益,谢氏家族从在连镇开基建业,繁衍发展,家族分支、家族建筑等分列运河两岸。清初运河经济繁荣,如今东光一带出土乾隆年间“晋商会馆”残碑,记载当地晋商商号就多达十八家。谢家的布店、茶店、丝绸店等店铺沿运河排列。谢氏家族实力雄厚,曾聘请东光县唯一的武术门派“沙家门”作保镖。这样的家族,对于运河水患不会置之不理。

  民国时期最严重的水灾发生在1917年,这一年七月连降暴雨,交通阻断,运河决口,“京兆即直隶一省被灾,一百零五灾区,广一万方里被难,灾民至数百万之众。”据统计,仅《大公报》9月到12月,就报道了《津地灾民之惨状》等数十篇。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灾后赈济事宜。冯国璋对熊希龄的委任状发在了1917年10月6日的《政府公报》上,通告全国,表明当时的政府对此次的赈灾工作非常重视。随后成立“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并出台“编制简章”。

  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熊希龄一开始的姿态就是依靠下层绅民来完成这次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京畿水灾善后纪实》中收录1917年10月4日发布《对京畿一带各县绅民的布告》提到“所有各县灾情轻重如何,现在放赈情形若何,被灾户口若何,何者应先急办,何者宜技远图,以及疏泄捍御之方,工赈善后之策,各绅民久居是邦,知之有素,既休戚之与共,必语焉而能详,均望切实调查,随时邮递报告本处,以资采择,有厚望焉。特以通告,”希望集思广益,次第施行。而“捍御之方”即指运河河堤的修建。

  苏州档案馆1917年12月8日的《为劝赈请奖事致各地商会通电》:“各商务总会并转各商务分会鉴:此次京直水灾,漫淹一百五县,灾民四百余万,情形极惨,非筹巨项赈款,不能救活。明年春抚尚无的款,焦惴万分,现经本督办呈由国务会议议决,各部商民特捐至数十万元以上,由督办临时呈请,特受勋位,或保奖委任职官各升职,其余各等勋章,均照章分别请奖在案。”此处,熊希龄向商民劝募,并承诺有勋章奖励。12月12日、15日督办处又连续发布《给各河防局河务局暨京直被灾各县的训令》《给各河防局河务局的训令》,督促加强修复河工。

  《京畿水灾善后纪实》收录1918年9月14日熊希龄《为拟制赠奖各章式样请备案呈冯国璋文》:“为呈请备案事:切查上年京直水灾波及百余县,流亡数百万,赈款既巨,赈务尤繁。端赖中外慈悲大家热心赞助,或输劳力,或集资金,冬春两赈得以告蒇。业由希龄将办赈暨捐赈各员绅先后分批另呈请奖。惟是国家褒扬之典,虽至周详,而中外为善之士,出于至诚,类多不欲居以为名,遑肯因此邀奖?在贤者无施无伐,固出于心理所安;而政府懋德懋功,宜别有表扬之道。兹拟凡捐赈及出力人员不愿邀奖者,由希龄特制赠章,分别致送,既代灾民以表谢悃,亦藉名誉以示尊崇,庶几激劝所资,俗成仁让,不仅寻常荣典,循例酬庸,至此外捐款不及部定奖额,或寻常出力未得与于政府奖劝之列者,亦未便没其勤勋,拟并由希龄照各部发给奖章成例,另制一、二等奖章,分别发给。以上赠奖各章,除俟发给后仍呈报并咨部备案外,兹谨连同赠奖各章式样,呈请鉴核备案。”1917年的水灾致使赈济任务繁重,官方财政困难,“端赖中外慈悲大家热心赞助”,已为中外慈善大家捐赈请奖,但对于“捐赈及出力不愿邀奖者,”熊希龄请求“特制赠章”“代灾民以表谢悃。”这样不但慈善捐款与修堤坝、“请奖”“特制赠章”等问题联系到了一起,而且相沿成例,由各地商会负责办理。谢庆祺作为“吴桥商务分会特别会长,”响应政府号召,捐资修坝,获得勋章,也就合情合理了。

  另外,谢氏家族有积善的传统,早在康熙戊戌年(1718)谢宗枋纂修《谢氏族谱》之时就制定了《谢氏家规》五则,包括“尊崇族长”“整饬宗范”“彰善瘅恶”“孝弟敦睦”“表彰节义”等,其中“彰善瘅恶”条规定:

  夫王道明而黜陟行,春秋成而褒贬著。窃春秋之馀意,行于一家以辅相王道之所不及,奚为而不可。吾族之人不皆善人也,不有善而可录者乎?不皆不善人也,不有恶而可书者乎?非明藻以临之,按迹以稽之,何以别淑慝而示劝惩,秉公立彰善瘅恶二簿,庶几人心知儆而相勉于善也。

  谢宗枋乐善好施,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乡绅形象,谢宗枋制定的“家规”被收录进后世续修的谢氏族谱里,到他的孙子谢丹廷依旧“常夜祷文昌,施阴骘,”《谢丹廷墓志铭》还记载其“至族党亲朋不自给,尤必力为周济,且御臧获以仁,闻旧仆鬻女,出金以赎,勿使来谢,其宽量恢恢类如此。”所以,谢庆祺响应慈善号召捐资修坝也与传承谢氏家族的积善传统有关。加之地方商会是开展慈善活动的主要载体,谢庆祺在吴桥商会任职多年,必然是这次慈善号召的实际践行者。

  另外,在直豫鲁交界地带的这次水灾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因为泄洪、修堤等问题人们械斗不断,如“德州知事已捕获受西岸村民资雇私毁东堤之犯四名,灾民恨之极深,当四犯未至公署时,其肉已尽为狂怒之乡民所裂。”与德州近在咫尺的连镇谢氏不可能不知道这条消息,巩固东堤已经提上家族日程。“民国八年(1919),运河由连镇南董庄决口,灌淹连镇街及附近村庄,损失甚巨。夏成立县农会,创立地方保卫团。”这次运河决口,就在现在的谢家坝附近。就在这一年,作为保卫团团长的谢庆祺捐款修筑糯米坝。这座大坝的修建对于稳定南运河一带的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谢庆祺因此获得了特殊勋章,“谢家坝”的名称也慢慢被大家所熟悉。

  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段河道堤岸低薄,容易决口。1917年10月25日,《申报》登载《西人视察天津灾区》文:“直豫交界处因河堤决口而成之水灾,与天津水灾,实以卫河(即南运河)为罪魁。各灾区皆以自己灾情为重,各欲泄其积水于下游而阻上游开坝放水,惟莫不归罪于卫河。”本文推测、演绎大运河上谢家坝的建造史,从一座谢家坝看大运河给沿岸人民带来的利益与灾难,也建构了一个家族接续建坝、保卫家园的过程。“谢家坝”是一座承载着道德评判与权力认同的水利工程。谢氏家族与大运河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谢氏家族的渊源发展离不开这条大运河。谢氏家族积善捐款,承担修坝资金,谢家坝的修建也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典范。谢家坝的建成从根本上解决了连镇段运河的水患问题,这是一项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谢家用糯米浆筑坝护堤,在水利工程史上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传统的建造工艺中糯米浆多用于城墙的建造,是官方实力的体现。而谢氏家族传承传统工艺,修建“谢家坝”,为保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后人关注、敬仰。

  但是,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也体会到民间文献记载不够严谨,许多地方与官文书对接,还需要更充分地论证。要实现大运河“制度与生活”研究的紧密契合,还有一个过程。

  作者简介:于秀萍,1974年生人,沧州师范学院政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区域社会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